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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良、陈思宇律师]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诉四川某农业科技公司借款纠纷案的代理意见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诉

   四川某农业科技公司借款纠纷案的

          代 理 意 见

(该案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书记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接受四川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王俊良、陈思宇两位律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下称农行某支行、原告)诉四川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某农业公司、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某农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

    依据本案原告诉称和被告答辩的事实,庭审中双方向法庭呈交的证据、各自提出的举证质证意见,结合双方当事人回答审判长提问所陈述的事实,在此我们发表如下四个方面的代理意见,敬请法庭能予认真研究和采纳。

一、关于本案案涉事实的认定

根据本案原告、被告双方的陈述,双方呈交的证据和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对审判长提问的回答,我们认为,对案涉基本事实可作如下认定:

2003年12月19日,原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与原某物贸有限公司(下称“某物贸公司”)的股东即42名职工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个人住房按揭合作协议书》和《保证担保承诺书》,约定原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向某物贸公司的42户职工发放按揭贷款221万元,贷款期限8年,自2003年12月19日起至2011年12月19日止。在办理抵押登记后,原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向某物贸公司的42户职工发放了按揭贷款,但其发放的按揭贷款全部归某物贸公司使用,并由某物贸公司归还了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

2006年10月,原由西充县物资局下属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公司”和集体企业“物资回收公司”改制组建的某物贸公司,在全体职工持股后仍经营管理不善又再次改制,经过协商由本案被告某农业公司出资收购了某物贸公司的资产,并承继了某物贸公司的部分债权和债务。

2009年6月29日,某物贸公司向西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办了该公司的注销登记。

某物贸公司2006年11月31日在与某农业公司办理资产、

债权债务移交时,未向某农业公司明确告知其以职工个人名义向原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有按揭贷款,其移交清单中《物贸公司负债明细表》虽有“按揭贷款本金1596512.20元”的记载,但该公司究竟向哪家银行申请办理的按揭贷款,以谁的名义办理的按揭贷款,贷款的金额、利率是多少,贷款的期限是如何约定的,以及还本付息情况等,都未向某农业公司作出说明,更未向某农业公司移交相关账务资料。

2010年8月12日,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向被告某农业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于2010年8月10日编制的《某物贸公司职工积欠贷款清单》,载明42户职工已有8户职工(张静、何斌、李迎春、赵雪林、杜明军、黄先彪、赵仕春、谢云秋)还清按揭贷款本息,另有34户职工积欠贷款本金1705922.90元、利息705913.76元;同日还向某农业公司出具了一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其载明的某物贸公司职工按揭贷款户欠付的本金和利息金额,与《某物贸公司职工积欠贷款清单》载明的金额完全一致。某农业公司因对某物贸公司以职工名义办理按揭贷款归公司使用一事并不知情,所以拒绝接受和签收相关文书。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因未还清按揭贷款本息,某物贸公司34户职工被银行征信系统列入“黑名单”,由此发生了该34户职工的群体性上访和集体诉讼事件。后经法院、原告农行某支行的反复劝说,某农业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签收了原告农行某支行送达的载明34户职工欠付贷款本金1705922.90元、利息931393.56元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于2012年6月28日向原告农行某支行代偿了某物贸公司10户职工(杜某芳、冯某海、罗某文、马某平、蒙某红、曹某英、李某琴、王某萍、吴某蓉、杜某华)的贷款本金381389.00元及利息。

   2013年4月18日,原告农行某支行又与被告某农业公司签订《偿贷协议》,约定被告某农业公司“同意于2013年4月22日偿还该笔贷款”,但对“该笔贷款”的欠付本金和利息数额,因“乙方收购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时,该公司未向乙方明确该笔贷款的存在,只向乙方提供了应付的债务”,所以未作约定。

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1月21日,原告先后在《金融时

报》刊登公告,向包括某物贸公司34名职工在内的债务人催收债务。但《偿贷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2013年4月22日之后,被告某农业公司未向原告农行某支行偿还贷款,原告农行某支行也未再向被告某农业公司发出催收通知。

   2015年8月25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某农业公司“归还某物贸有限公司职工在我行贷款本金1705922.9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开庭审理中,原告农行某支行承认国有独资“中国农业

银行”于2009年1月15日改制为国有控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1月21日,经财政部批准,国有独资“中国农业银行”以200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原值剥离不良资产8156.95亿元,财政部以无追索权方式购买了该等不良资产;案涉某物贸公司34名职工的按揭贷款余额已列为不良资产由财政部收购;原告农行某支行在整体改制后向某物贸公司34名职工及被告某农业公司催收案涉按揭贷款本息,是受财政部的委托。

     二、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并非案涉按揭贷款的债权人,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法庭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农行某支行的起诉。

   1、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与办理案涉按揭贷款时的“农行某支行”不具有同一性。

如前所述,2003年12月19日办理案涉按揭贷款的“农行某支

行”,是国有独资“中国农业银行”的下属分支机构;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后,原告“农行某支行”已成为国有控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两者的企业性质、资产权属等已发生重大改变,因而不再具有主体的同一性

2、“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后,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无权

享有案涉按揭贷款本息的债权。        

前述事实表明,案涉按揭贷款本息的债权,在“中国农业银行”

改制的账务截止“基准日”2007年12月31日之前,是由国有独资“中国农业银行”下属分支机构“农行某支行”享有;在此“基准日”之后,因财政部已以无追索权方式购买“中国农业银行”按账面原值剥离的不良资产8156.95亿元,案涉按揭贷款已列入该不良资产范围,故该按揭贷款的债权只能由财政部享有。

3、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某农业公司

主张案涉按揭贷款本息的债权。

如前所述,“中国农业银行”2009年1月15日整体改制完成后,

其由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被告某农业公司向法庭呈交的书证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第三章“发行人基本情况”之“财务重组情况”载明:“2008年11月21日,经财政部批准,本行以200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原值剥离不良资产8,156.95亿元,其中可疑类贷款2,173.23亿元、损失类贷款5,494.45亿元、非信贷资产489.27亿元,财政部以无追索权方式购买该等不良资产。对于该等不良资产,以200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本行1,506.02亿元再贷款进行等额置换, 其余6,650.93亿元形成本行应收财政部款项,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按3.3%的年利率对应收财政部款项余额计息”。结合原告农行某支行当庭所作“本案案涉贷款已列为不良资产于2008年11月21日经财政部批准被剥离”,“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已由财政部收购”,“现在向被告某农业公司主张债权是受财政部委托”等陈述,我们认为,即使原告农行某支行是受财政部委托向被告某农业公司主张债权,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本案原告农行某支行作为财政部的代理人,也应当以被代理人即财政部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更何况,农行某支行无视民事诉讼证据举证规则,未向法庭提交财政部的授权委托等书面证据,其口头辩称“财政部发文委托了农业银行的,不信法官和被告可以在网上查”,我们认为没有道理。一方面是因为审判法官和被告没有义务到网上去核实该说法;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部2008年11月21日批准国有独资的“中国农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8156.95亿元,并收购该等不良资产时,釆取的是“无追索权方式”,所以财政部也不会向“该等不良资产”的债务人主张债权。原告农行某支行“受财政部委托向被告”追收债权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

三、原告农行某支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1、原告农行某支行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向被告某农业公司主张权利,已经丧失胜诉权。

双方向法庭呈交的证据和向法庭所作的陈述证明:被告某农业公司200612月出资收购某物贸公司资产并承接部分债权债务时,某物贸公司在20061131日制作的《物贸公司负债明细表》虽有按揭贷款本金1596512.20的记载,但未向某农业公司移交该笔按揭贷款的账务资料,当时的农行某支行也未依法与某农业公司办理债务转移的相关手续,直接导致某农业公司长期不知晓其有偿付农行某支行按揭贷款本息的义务。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因银行征信问题发生某物贸公司34

户职工的群体上访和集体诉讼事件后,某农业公司才在农行某支行和法院的劝说下,于20111223日签收了农行某支行送达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于2013418日与农行某支行签订了约定2013422日还款的《偿贷协议》。但因农行某支行只向某农业公司提供了《某物贸公司职工积欠贷款清单》,而未向某农业公司提供《按揭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已还贷款本息的凭证等账务资料,某物贸公司移交的按揭贷款本金数额与农行某支行提供的按揭贷款本金数额有较大差异,所以某农业公司未按《偿贷协议》约定的期限偿还贷款。

根据某农业公司不按《偿贷协议》约定期限偿还贷款的事实,

并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农行某支行本应在2013423日至2015422日的两年期限内向某农业公司催收债权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在2015825日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4个月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索债,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

2、原告农行某支行在《金融时报》刊登的债权催收《公告》,

不能对被告某农业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本案庭审中,原告农行某支行当庭补充提交了两份《金融时报》作为证据,拟证明原告分别于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1月21日在《金融时报》上刊登《公告》,向包括案涉某物贸公司34户职工在内的贷款户催收了贷款,已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我们认为:

(1)以在报刊发公告的方式催收债权,其前提是债务人下落不明。本案被告某农业公司是企业法人,其住所地在某城一直没有变更,并且原告农行某支行曾于2011年12月23日向被告某农业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以及2013年4月18日与被告签订《偿贷协议》的事实,足以证明原告一直知晓被告的住所地,不存在被告“下落不明”须以公告方式催告而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

(2)原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的报刊是《金融时报》,其具有的极强的专业性,决定了读者范围的高度受限,普通企业、读者一般不会订阅。何况我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多达上万种,普通企业和个人根本没有每天阅读全部报刊的义务和可能。所以即使是原告在《金融时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也不必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3)尤为重要的是,原告以《公告》方式催收债权的相对人是某物贸公司的34户按揭贷款职工,而不是本案被告。既然原告、被告双方2013年4月18日通过签订《偿贷协议》,明确某物贸公司34户职工的按揭贷款须由被告偿还,所以原告即使需要《公告》催告,其催告的相对人也只能是被告,而不再是某物贸公司的34户职工。故原告向原34户贷款职工的催告,不能起到对本案被告主张权利并使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四、即便是不考虑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等问题,原告向法庭呈交的基础证据严重不足,也应依法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1、原告未向法庭呈交其认为尚未还款的某物贸公司34户职工与其签订的《按揭贷款合同》、《抵押合同》、《贷款凭证》等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应由被告偿还的相关证据。

本案案涉按揭贷款的直接债务人是某物贸公司的34户职工,实际用款人是某物贸公司,被告仅仅是因为出资收购某物贸公司资产并承接其部分债权和债务,才会成为本案被告。

双方均已认可:被告在收购某物贸公司资产时,并不知道案涉按揭贷款的存在,即便在某物贸公司2006年11月31日制作的《物贸公司负债明细表》中有记载,但也仅仅只是载明“按揭贷款本金1596512.20元”。

在此情况下,原告有必要向法庭呈交如下五个方面的证据:一是能够证明原告与某物贸公司未还按揭贷款的34户职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证据;二是34户职工个人办理的按揭贷款已全部交由某物贸公司使用的书面证据;三是某物贸公司使用的职工个人按揭贷款应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的书面证据;四是原告应计收按揭贷款本金及利息的书面证据;五是“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仍由原告享有案涉按揭贷款本息的债权的书面证据。但在本案中,原告仅凭其单方制作的《某物贸公司职工积欠贷款清单》,以及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偿贷协议》而向被告主张债权,明显地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效果。      

2、原告与被告对案涉按揭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数额的认识,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

由原告多次制作的《某物贸公司职工积欠贷款清单》显示:某物贸公司在42户职工办理个人按揭贷款归该公司使用后,已于被告收购前偿还了张静、何斌、李迎春、赵雪林、杜明军、黄先彪、赵仕春、谢云秋等8户的个人按揭贷款本金合计344000元(每户34400元)及利息;2012年6月28日,被告又代为偿还了杜仕芳、冯元海、罗烈文、马良平、蒙晓红、曹秀英、李碧琴、王建萍、吴军蓉、杜晓华等10户的个人按揭贷款本金合计381390元(每户38138.9元)及利息。

仅就按揭贷款本金而言,某物贸公司2006年11月31日制作的《物贸公司负债明细表》载明的按揭贷款本金1596512.20元,扣减先还8户344000元、后还10户381390元后,本金数额仅为870582.20元,比原告诉请的本金数额少835340.70元。那么,原告主张的本金和利息金额是如何计算的?原告在庭审中既没有说明,更没有呈交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我们认为,仅凭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能够成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原告依法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代理财政部追索债权,须有财政部的委托授权,并应以财政部为原告提起诉讼;原告起诉主张案涉债权,其诉讼时效期间早已届满,依法不再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的债权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我们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我们的代理意见发表到此,谢谢!

     此致  

四川省某人民法院

                             

代理人: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王俊良  陈思宇      

二O一六年一月十日